个体的疯狂与群体的疯狂——“生物复兴议程”(4)
邓:Ramachandran聊的有些东西还是很有趣的,比如他关于大脑对情感的感知通道的阻塞病例的研究,有个病例,一位病人可以识别他母亲的视觉形象,但他无法确认这是他的母亲,而觉得这是长相很像他母亲的另外一个人。
李:这个病例引发大家这么大的兴趣,也是因为,人和其他多数灵长类一样,非常依赖于视觉输入,所以一个视觉输入没有问题而仍然存在认知障碍的病例,就显得具有某些哲学性。
邓:艺术对人有作用,这是古往今来的事实,但它不直接,这也是事实。在某种不良的媒体文风(包括媒体化的艺术史)里,艺术和艺术家被神话了。我们小组当然希望更直接地作用于人,但这需要等待针对艺术的科学研究遵循科学规律一步步来。比如,原先我使用的“能量”一词,经过澄宇的纠正,改为“脑电波的交互作用”。“能量”是物理科学的词汇,有它特定的内涵和外延,把艺术中的一些感性经验,老是“能量”来“能量”去地描述,就显得太像是一种象征,一种打比方,不能让我们很多可贵的艺术的感性经验走向科学规律的总结。反倒是有可能导致宗教化、迷信。“脑电波的交互作用”仍然是一个假说,有待于我们去探索,但毕竟是脑神经科学领域有前人研究成果可以依托的假说,不是那种一推就倒的胡说,这个假说因此就可以成为我们去把艺术的感性经验综合起来,去发现其规律的一条途径。我个人认为,在真正的群体艺术活动中,“脑电波的交互作用”应该更显著,而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这种个体的人之间的直接的“脑电波的交互作用”就有可能被社会结构给予的社会功能的交互作用取代了。当然,这个假说更大胆,可能充满了我的个人偏见。如果它真的是偏见,那么我也非常乐于见到它真的被科学地否定。(笑)
李: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艺术作品可以称之为“好”?我计划设计一个实验,让受试者来看艺术作品。作品你们帮我挑选,不同类型,不同知名度的都有一些。受试者给这些作品打分,同时测量受试者的脑电波。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我们B.R.A.小组的作品《美狄亚》也用到的头戴式脑电波探测仪其实能探测到的波是有限的,虽然在一些特定领域还是有用的,但对于这个艺术实验,最好还是在人的大脑皮层植入探测电极。一般情况下肯定找不到志愿者来做受试。现在有一个便利,就是癫痫病人本身就需要在大脑皮层植入探测电极来做治疗。顺带就可以把这个实验做了,也可以成为诊断和治疗的一部分。有医院愿意跟我们合作,但是目前的困难是需要通过伦理审查。如果这个实验真的能够执行的话,那是令人兴奋的,有可能为判断一个艺术作品的好坏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这有可能产生极具突破性的科学研究成果,这是可以发几篇《Science》论文的研究。
邓:科学家对于没有依据的事情总是很焦虑的。(笑)观众观看艺术品肯定是有规律的,这种脑电波上应该有反映。但是特定的一个群体的观众会有这个群体的口味和喜好的特定性,所以这个受试规模需要很大才有说明性呢。国外倒是有表演艺术的研究学者,计划展开实验,测试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的脑电波,希望能够证实或者证伪作表演艺术领域长期流传的一些经验性的总结。比如我们常说的 “入戏”与否,会不会有脑电波这个级别的科学依据。
李:你说的设想中的表演艺术的脑电波实验,还是有待于科学手段和资源的进一步积累。目前我主持开发的头戴设备,已经应用于高铁驾驶员的疲劳程度的测量,效果不错。如果一个驾驶员疲劳驾驶,那么设备会测到,并反馈给调度人员。但是目前头戴式的脑波探测仪还是达不到在大脑皮层植入电极那么高的测量精度,还是可以把癫痫病人那个实验先做了,积累科学素材。可以设计表演艺术的内容,你们挑选一些电影或者话剧片段,让受试者来看,搜集脑电波数据来做做研究。看看同一个表演片段对不同人的影响有什么异同,然后归纳。慢慢来。
邓:(笑)对,慢慢来。不过我们也可以狂野地畅想一下未来的景象嘛。如果我们设计一个封闭式的戏剧环境,就像上海引进的浸没式戏剧《不再睡眠》那样,许多个彼此独立又联通的空间里,人物纷纷登场,如生活一般上演着故事,观众戴着头盔进入观看,或者更精确地说,像一个隐身人一样去“窥视”,自己来从顾此失彼的线头里抓住他/她感兴趣的去看,远程的观众也通过头盔来选择跟随某个现场观众的“窥视”视角。头盔随时捕捉观众的脑电波信号,并作出机器解读,远程观众会根据解读来选择他/她感兴趣的“窥视”附身。这个戏一场场上演,积累的数据,足够做更广阔的科学研究之用。
文章来源:《古生物学报》 网址: http://www.gswxbzz.cn/qikandaodu/2021/0213/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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